董宇辉：别再送钱了

屏幕前的董宇辉面色凝重，他再次向镜头前的品牌方发出警告：“不要给公司员工寄送任何形式的卡片、现金或礼物，一旦发现，永不合作。”这并非他第一次在直播间立下“规矩”，早在“与辉同行”成立之初，他就给商务团队画下了红线，甚至在入职合同里写明了违约责任。

董宇辉的喊话是震慑，也是警示。如此高调的反腐，在直播电商行业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事件反映了行业发展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当一个头部主播需要反复在公开场合强调“不收礼”时，恰恰说明这个行业的“送礼文化”已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

这不是董宇辉一个人的“战争”。几年前，美腕招商专员收受百万好处费，辛选员工被立案调查，这些被曝光的案例不过是冰山一角。在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直播间那些隐秘的关乎金钱与规则的博弈早已悄然展开。头部主播直播间资源有限，品牌方争相抢夺合作机会与黄金曝光位。掌握关键资源岗位的人，便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贪腐也随之滋生。那些动辄销售额过亿的直播间，光鲜的数据背后，可能隐匿了藏在流量背后的“内鬼”与交易。

董宇辉的高调反腐，反映了行业发展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图/视觉中国

9块9洗衣液滋生“巨贪”

作为资深供应链管理者，高鹏在直播行业已从业多年，深谙其中的门道，见多了“人情往来”。

两年前，他曾经帮助一家生产洗衣液的工厂对接主播。为了在某个大主播的直播间露脸，工厂把价格压到了极致的9块9。这场直播效果惊人，短短几分钟就卖出了几十万单。对于工厂来说，这本该是一次成功的品牌曝光。

然而，背后的账本却令人咋舌。除了明面上的坑位费和佣金，工厂还需要为每一单支付额外的“好处费”。高鹏了解到，好处费大概为每单三毛钱。三毛钱听起来微不足道，但乘以数十万单的销量，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笔钱最终以红包或现金的形式，流进了选品负责人的口袋。

“在这个行业里，钱权交易往往披着一层‘人情往来’的外衣。”在高鹏看来，这在行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品牌方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打通“人情”这一关。

“对很多品牌方来说，想要挤进头部主播的直播间，光有好的产品和价格是远远不够的。直播间的坑位有限，每天想上架的商品却成千上万，谁能上直播间、谁能排到黄金时间段，由选品和招商人员决定。”高鹏说的“人情”关，核心指向的就是招商人员。

9块9的洗衣液便宜到了极致，也能滋生出“巨贪”。在直播带货迅猛发展的这些年，越是知名的直播间，越伴随着更大的贪腐风险，并且普遍发生于掌握极大权力的招商人员。在公开的司法判决中，已有相关案例。

2023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刑事判决书：一名原美腕招商专员，在任职招商专员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为某公司与美腕之间的业务往来提供商品选送、直播排期等帮助，并多次收受某公司好处费共计109万元。最终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

该案件涉事企业美腕（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美ONE主体运营公司，孵化并运营了李佳琦直播间。“这种头部直播间，下面的商务有巨大的利益空间，可以决定哪个品牌能够上，哪个品牌上不了。”资深从业者谭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想上的就要给钱。”

前些年，明星入局直播带货成为潮流，同样滋生了巨大的腐败空间。高鹏提到，这些明星团队往往不懂选品，需要和供应链团队合作。然而明星团队中的招商负责人，开出的坑位费往往是天价。

他曾经帮一家企业找到一位参加综艺而大红大紫的女明星带货，除了20％的佣金之外，坑位费高达35万元。“明星团队的招商开口要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因为这种资源很紧俏。明星直播带货的消息一传出来，大家都在找渠道上品，招商不缺人送钱，但这些钱最终落在谁的口袋里不好说。此外，坑位费可能不走合同，不公开、不透明。”

除了直接的金钱输送，还有一种更隐蔽的玩法叫“刷单造假”，这不仅是品牌方的需求，也是主播团队的需要。高鹏透露，在一些明星或大网红的首秀直播中，为了制造“单场破亿”的营销噱头，数据注水几乎成了标配，比如一场号称卖了1000万的直播，可能只有500万是真实成交，剩下的都是品牌方自己安排刷单。

“这种造假需要主播团队的默许甚至配合，作为交换，品牌方获得了进入大主播直播间的入场券，主播拿到了漂亮的战报，而中间经办的人员，则在这一来一往的虚假繁荣中，捞取了自己的那一杯羹。”高鹏谈道，这种腐败往往更难以溯源，大家都很默契，最终双方得到的是行业地位和名气，短时间内难以用金钱衡量。

年轻的腐败者

掌握着这些巨大权力的，往往是一群非常年轻的从业者。

作为“80后”，党兰是最早一批进入直播行业的人。行业发展十余年，从一开始淘宝直播的兴起，到抖音、快手做强直播带货，她观察到，随着直播电商的盘子做大，从业者也越来越年轻，“这些年轻人成功后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膨胀”。

在杭州，党兰经常看到一些年轻的招商人员开着保时捷、宾利上下班，甚至一年就在杭州全款买房。他们的消费显然无法用正常的工资来满足，这些钱大多来自商家的“进贡”。

党兰回忆，她曾在一次饭局上见过某大品牌的招商总监，是一个1998年出生的小伙子。傲慢的姿态让她印象深刻。在酒桌上，这位年轻的总监对在座的各位行业前辈爱搭不理，言语间充满了优越感，仿佛他手里握着的不是选品的权力，而是给予财富的机会。

“这些年轻人可能刚毕业没几年，手里却掌握着决定一个品牌生死存亡的资源，这种权力和他们自身的阅历、职业素养严重不匹配。”党兰认为，这个行业发展太快，行业规范不够完善，这些年轻从业者会很“心急”，生怕吃不到红利，就会有急功近利的行为。

她分析，在这个被按下快进键的行业里，很多直播机构从成立到爆火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管理制度的建设远远跟不上业务扩张的速度。老板在直播间里声嘶力竭地喊麦，根本无暇顾及后台的流程管控，这就给“内鬼”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党兰认为：“权力的失控，很大程度上源于直播带货特殊的商业模式。头部主播或明星往往只负责出镜，他们对产品的了解极其有限，成千上万个SKU的筛选工作，完全依赖于背后的选品团队。这意味着，一个普通的选品专员，实际上充当了‘守门人’的角色，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勾选，就能决定一个品牌能否获得千万级的流量曝光。”

高鹏掌握的供应链中，有很多是急于打开市场的“白牌”商品，选品“守门人”就成了这些商家的财神爷。“为了能让自己的产品出现在大主播的直播间，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这种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让很多年轻人迷失了方向。”

“这些年轻从业者经常有一种心态，他们知道这个行业变化太快，今天的头部主播明天可能就会‘塌房’，今天的火爆生意明天可能就会‘凉凉’。”党兰认为，一种“捞一笔就走”的投机心理在行业内蔓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收受回扣、红包等方式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

党兰提到，在利益的裹挟下，很多直播间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招商人员就是这个王国里的“财神爷”。他们制定规则、分配资源，甚至能够左右老板的决策。有些商家为了讨好这些“财神爷”，不仅送钱送物，甚至还会提供各种灰色服务，只为求得一个上架的机会，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种腐败链条还延伸到了“二道贩子”身上。谭萌在行业里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一些拥有达人资源的中间人，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品牌方和主播之间两头吃。原本1万元的坑位费，经过中间人的手，可能就变成了2万，多出来的这1万元，自然就落入了中间人和“内鬼”的腰包。有的招商人员甚至会故意刁难直接找上门的品牌方，暗示他们必须通过指定的第三方代理公司才能上架，而这家代理公司的背后，往往就站着招商人员的亲戚朋友。这种“指定代理”的玩法，让腐败变得更加隐蔽，即便公司查账，也很难发现其中的猫腻。

高鹏认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商品的质量往往被抛到了脑后。有些商家为了支付高昂的“好处费”，只能在产品成本上动脑筋，导致发给消费者的商品与直播间展示的样品严重不符。有的招商人员为了掩盖这种“货不对板”的行为，甚至会故意在样品管理上做手脚，把商家寄来的优质样品藏起来，或者在审核环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消费者满怀期待地买回了直播间里吹得天花乱坠的“神器”，收到的却是劣质产品。

最令他担忧的是：“那些老老实实做产品、不愿行贿的商家，往往会被拒之门外，而那些敢于砸钱、敢于搞暗箱操作的商家，反而能混得风生水起。久而久之，直播间里充斥着各种货不对板、质量低劣的商品，最终受到伤害的是消费者，整个行业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围剿与破局

面对直播行业严峻的腐败形势，董宇辉的高调反腐，或许是一个信号，这个行业需要“强监管”。上海杨浦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曾公开科普：选品、招商、流量分配这些岗位，手中的权力都可能构成刑法上的职务便利犯罪。

高鹏了解到，有头部主播要求招商人员全部使用公司指定的通信工具，以此来进行招商的透明化和公开化。一些头部机构开始尝试建立内部的“廉政公署”，设立举报邮箱，要求员工签署廉洁协议，甚至在办公区域安装监控。这些公开的举报通道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只要这个岗位有权力，就会持续有寻租的空间”。

盈科全国经济犯罪防范与辩护法律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冲亚表示，直播行业因其新业态特性，反腐工作面临独特挑战。“直播间内的腐败交易多在线上完成，贿赂方式从直接转账演变为虚拟货币或商品交易、提供‘咨询服务费’、性贿赂等，资金链条通过多个空壳公司和境外平台清洗，难以追踪。”

李冲亚认为，在直播业态中，运营人员掌握的流量分配权、内容审核权、活动提报权等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职务便利”，通过贿赂获得的“流量扶持”是否构成“不正当利益”，需要结合平台规则和具体职责进行专业论证。

同时，直播间存在难以界定的腐败模糊地带。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提到，直播间腐败行为很多都是通过口头约定或者私下转账完成，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证据，一旦东窗事发，双方往往会攻守同盟，矢口否认。“比如商家送给招商人员的一张购物卡、一个名牌包，在法律上很难界定是‘正常的商务馈赠’还是‘商业贿赂’。”

他建议，企业在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时，必须更加细化和严谨，明确界定哪些行为属于违规，哪些行为属于犯罪，并保留好相关的电子证据。比如明确规定礼品的金额上限，超过多少即视为违规；规定所有的商务沟通必须通过公司官方渠道进行，禁止使用私人微信谈业务。“只有将笼统的反腐口号转化为一条条具体的、可执行的制度条款，才能在关键时刻成为斩断腐败黑手的利剑。”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也认为，直播间反腐的本源还要回到企业中。直播企业要在选品等关键环节多设置一些群决策机制，比如多方推荐、投票选择、关键岗位轮岗等管理机制。

“更核心的还是提高从业者的入职门槛。”她认为，直播带货是新兴行业，很多企业觉得没有必要要求员工有从业资格证等硬性条件，只要员工能卖货就行，但是员工在道德或者法律层面出现问题，对企业来讲影响深远。“整体上看，目前直播行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有不足的。”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军提出了一个构想，他认为行业需要建立一个“反腐联盟”，实行黑名单共享机制。如果一个招商人员在A公司因为贪腐被开除，他的信息应该被同步到整个行业，让他因为信用破产而无法在B公司继续从业。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那些行贿的商家，一旦被查实有行贿行为，就应该被全网直播间联合拉黑。“只有提高违规违法的成本，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赵军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