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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随笔|瞿骏:这场胜利既是军事之胜,更是历史之胜(2)

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小家庭的大力支持,中共才得以在敌、伪、顽三方势力的夹缝中发展壮大,逐步成长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引领胜利的核心力量。

「“爱国”之深入人心」

近代以来,现代国家观念经由报刊、学校等制度性传播媒介,通过教科书、电影等载体,依靠课堂教学、社会宣讲等形式渐次展开。新型交通网络的迅速扩展,进一步加速了社团发展,引领和鼓励人民考虑全国性问题。至抗战时,把国家民族观念和爱国精神灌输到新生一代正在发育的心灵中,既在延续,又有扩展。

从延续言,有江南地方人士在1931年9月21日就通过《时报》获悉九一八事变这一“创巨痛深”的消息。同日,他在《大公报》上看到了距离常熟极遥远的“内蒙伊、乌两盟旗牧地”的最新歌曲,认为此歌曲乃“《敕勒歌》之遗音也”。这种缩短时空距离的、多重样态的、互相震荡的联系,正是在现代国家观念普及的前提下发生的。

从扩展言,经过抗战洗礼,内地的孩子在做游戏时已能想象自己是在为保卫国家而抵抗日本侵略,亦能在游戏中模拟挖掘葬送汉奸的坟墓……这都反映了“全国性的团结力量”已经取代“地方性的维系力量”而兴起了。

还要注意到,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现代国家观念普及相抵牾的另外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日本对华的多种“亡国”手段。除了有形的攻城略地外,还有长期的、无形的,但更为辣手的文化“亡国”。从清末开始,日本就大肆宣扬“中国非一个国家”论,到抗战期间此种宣扬愈演愈烈。

第二个过程是虽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自抗战始,但一开始多数民众对此缺乏警惕和关注。

九一八事变后,更多的国人才开始真正关注日本对华的侵略野心。有温州地方人士在九一八事变后特意去了解田中义一的“满蒙积极政策”,认为其“蓄志并吞满蒙”“神算老谋如指上螺纹,一一筹划明爽”,而我国人“于此着皆如坐云雾”“一味营私植党,罔知大祸之已临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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