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商业频道首页 > 财讯 > 正文

学林随笔|瞿骏:这场胜利既是军事之胜,更是历史之胜(3)

但经由抗战的洗礼,“爱国”日益深入人心。抗战爆发后,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限于居住区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身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内迁,国家观念得以进一步向广大内地民众普及,最终汇成众志成城的惊雷与洪流。

「中华文明之赓续」

1931年9月,《大公报》节录某学者致友人信。其中说1915年,日本逼签“二十一条”时,北大学生求援于英国公使朱尔典,盼其居间调停。朱氏回称:只有(对日)承诺,无他法,君等欲报日,准备十年,可一战也。借由此事,该学者发挥道:距1915年已过去十六年,所准备者何事?无非讲白话,疑古史,谈恋爱及普罗文学,治金石目录,考据校勘宋元词曲,空言无补之哲学,鄙陋不堪之职业教育,“无一点对于励耻立国着想”。

这段文字表达了因战争形势严峻,国人对中华文明不振所郁积的一腔激愤。抗战的爆发不仅令国人萌生巨大的危机感,而且使中华文明的赓续问题更加紧迫地摆在世人眼前。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和不少爱国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方案。

中共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这一时期,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中共已将总结、继承中国历史的珍贵遗产与党的前途深度结合了起来。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华文明的赓续,注重中国实际,以展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己任。

赓续中华文明的努力,亦由一批在艰难时势下仍对中华文化有着“温情与敬意”的学者来推动。七七事变后,随着北平诸高校内迁,钱穆踏上南下之路。在“万里逃生”的旅途中,钱穆开启了“复为诸生讲国史”的历程。通过讲国史,钱穆启发国人: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今日虽处于国势陵夷、文明式微的逆境,但由于“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因此“以数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之凭借”,仍可“言建国”,而建国“又必以抗战”始。“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

热点推送

本周关注

MORE